换言之，学术自治不只意味着自主空间，还伴随着自律义务与法律授权之外的国家监督。

最近十多年,国内法学界一批年轻学者专心致志于学习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和相关的法理学作品,进行系统的整理、吸收,并运用到中国问题的研究之中,被国内法学界同行概括为系统论法学的研究进路。中国历史自鸦片战争以后,经历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整个国家和社会不得不进行各种调整和变迁,以适应现代世界体系。

关键词：法律自主性社会分化功能分化一般系统理论超大规模社会治理 一、导言 法律的自主性与开放性的问题,一直是法理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和疑难的问题。这四个要素并非独立的实体,而是互相渗透的。卢曼的系统分化概念建立在帕森斯关于系统的如下洞察之上,即在系统与环境之间并不存在点对点的对应关系,系统对环境中的变化,具有选择性处理的能力。例如,在帕森斯理论中,存在着层次化的不同社会系统(人格、社会系统、文化)。结合前面所介绍的行动概念,帕森斯的整个研究的旨趣,就是发展出一套行动的参照框架。

要真正理解法律与政治、经济、道德、伦理等各种社会事实之间的稳定和规律性的关系,就必须在法律是什么社会是什么等整体性思考的层次,形成解决方案。虽然卢曼在具体内容层次上对帕森斯的相关理论做出了严厉的批评,但这样一种层次化社会系统的观念,却被卢曼保留下来:卢曼也将全社会系统区分为三个层次,即互动系统、组织系统和社会系统。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提出，健全点线面结合、网上网下结合、人防物防技防结合、打防管控结合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因此，政法机关主张，坚持末端处理与前端治理相结合,提升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水平。第五，充分发挥心理服务体系的防治功能。在结果公平保障上，通过完善扶贫脱贫、救助救济、保险保障等制度，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让每个人都能过上有尊严而体面的生活。政治安全攸关我们党和国家安危，其核心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

这要求对《突发事件应对法》《安全生产法》《消防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进行整体性修改，构建起一个完备可行的应急管理法律体系。这包括，构建覆盖城乡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为城乡居民提供方便、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

军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政法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专门机关。古人把监狱囚犯多少作为评价地方官员治理绩效的重要指标。进入 黄文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平安中国 政法哲学 社会治安 总体国家安全观 。在传统的政法话语中，政法机关的主要职能被定位为维护人民民主专政。

（二）系统治理 系统治理是指各类治理主体各负其职、各尽其能，实现优势互补、无缝协作，防止力量分散化、资源碎片化。早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我们提出的‘平安,不是仅指社会治安或安全生产的狭义的‘平安,而是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宽领域、大范围、多层面的广义‘平安。从古今中外情况看，社会治安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安不安全、平不平安的核心指标。长期以来，法院系统出于破解案多人少矛盾的理性自利动机，扮演着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的主力军角色。

（三）社会纠纷解决体系 面对社会矛盾凸显期特别是诉讼快速增长期，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能力和水平，直接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各地区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落实好平安建设领导责任制，履行好维护一方稳定、守护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

三、平安中国的理念分析 自古以来，中国政治家、思想家持之以恒地探索实现政通人和、国泰民安之道，不断提出和发展体现中国智慧、中国精神、中国气派的治理理念，形成了脉路相承、博大精深的治理哲学。其中，乡级和村级基层治理在平安中国建设中居于基础性、要害性地位。

总体国家安全观确立了新时代大平安观。总体国家安全观准确把握新时代国家安全形势新变化新趋势，推动安全内涵从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从内部安全向外部安全、从国土安全向国民安全、从自身安全向共同安全拓展，确立起了平安建设大视野、大格局、大境界。和诉讼相比，行政调解、行政裁决、行政复议、信访等机制，具有程序简便、成本低廉等优势，起着化解社会纠纷的分流阀作用，在防止普通纠纷演变为刑事案件、升级为群体性事件上具有重要作用。这主要包括，建立以社情、警情、案情、舆情为基础的社会稳定指数系统，健全社会稳定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做好定性定量分析和分级分色预警工作，健全群体性事件现场处置方案，妥善解决现场纠纷和争端，做到防范未然、快处即然、妥处已然。要创新完善平安建设工作协调机制，统筹好政法系统和相关部门的资源力量，形成问题联治、工作联动、平安联创的良好局面。首先，按照位阶排序，应当把民间性纠纷解决机制挺在最前面，作为纠纷解决的第一道防线。

目前，同较为健全的行政性、诉讼性纠纷解决机制相比，民间性纠纷解决机制面临专业性、权威性、公信力、竞争力不足的突出问题。他反复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和长远考虑。

如果说1997年《刑法》修正案将反革命罪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开启了从国家安全角度理解政法机关专政职能的话语转向，那么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则催生了对政法机关专政职能的新诠释，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因此，应充分发挥平安建设领导(协调)小组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督办落实等作用,激发各部门各单位参与平安建设的积极性，构建起区域统筹、齐抓共管的协同治理机制。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和党治国理政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平安中国：把人民群众对平安中国建设的要求作为努力方向，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努力解决深层次问题，着力建设平安中国，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一是构建党委政法委统筹协调机制。

契约治理的要义是众人之事众人商量，形成体现各方共同意志的契约。中国共产党把公正视为法治的生命线，推动把公正贯穿到法治建设各领域和法治运行全过程。例如，在西方法哲学中，秩序通常被理解为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稳定性。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后，综治委、综治办被撤销，其职能被合并入党委政法委的职能范畴。

究其要者，主要包括维护政治安全体系、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社会纠纷解决体系、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社会德治德育体系、社会应急管理体系。因此，由党委政法委统筹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的建设，在体制上更具正当性权威性，在操作上更有力度有实效。

三是优化重大疫情救治体系，建立健全分级、分层、分流的传染病等重大疫情救治机制，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救治。第二，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机制。

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年第4期（第21-40页）。三是从造福人民出发论述平安中国建设的根本任务。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一是从人民的平安需求出发论证平安的重要性。在诉讼治理上，预防治理体现为诉源治理理念，即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最大限度避免或减少诉讼性纠纷。中国仁人志士怀有为万世开太平的政治抱负，前赴后继地探索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之道，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治国安邦方案。

王符认为：法令刑赏者，乃所以治民事而致整理尔，未足以兴大化而升太平也。从治理体制上看，狭义上的平安中国建设主要依靠公安机关。

进入21世纪，面对社会矛盾凸显期，中国共产党把和谐摆在重要位置，强调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在以上三种意义的平安中国中，本文重点讨论的是中义上的平安中国。

大体而言，古代先贤关于天下太平的讨论，主要围绕什么是天下太平、如何达致天下太平这两个问题展开。二是理顺不同类型纠纷解决机制的关系。